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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和国是非洲中部的一个内陆国,以前是法国殖民地,属于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它在1960年获得独立,但一直局势动荡,当地武装组织之间冲突不断。《十种人性》的作者德克斯特·迪亚斯是英国皇室法律顾问(Queen’s Counsel),他在一项始于2008年,长达9年,并扩展到四大洲的研究中总结了十种人性。在分析第五种人性——侵略者时,他把研究范本放在了现代战争中,并去往中非共和国,与那里的孩子进行交谈,用科学的结论分析了儿童兵在被迫犯下或目睹暴力行为后产生的心理反应。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整理自《十种人性》,较原文有删减和少量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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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种人性:谁在决定我们的善恶选择》,[英]德克斯特·迪亚斯 著,杨红梅 译,新思 |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8月

战争找上了他们

在我写这本书时,适逢新千年第二个十年的中叶,全世界范围内的儿童兵已有约30万人。在世界各地发生的80多起军事冲突中,这些儿童经常被命令执行一些最危险、最可怕的任务。他们不仅要做搬运工、警卫、间谍、女仆(有时是男仆),还要充当性奴,或者因为随时可以牺牲,他们被推到前线作为诱饵吸引火力或消耗敌军子弹,充当先遣部队穿越陌生领地,用他们的脚和身体从地雷中清出道路。

各大洲的冲突地区产生了成千上万与亲人失散、被遗弃或父母双亡的儿童,他们的生活极其悲惨。因此,冲突本身就是极为有效的征兵广告。正如深入研究儿童兵角色的雷切尔·布雷特(Rachel Brett)和伊尔玛·施佩希特(Irma Specht)所言:战争找上了他们。此外,正如心理学家托马斯·埃尔伯特及其同事玛吉·肖尔(Maggie Schauer)观察到的,“在历史上,儿童兵从未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

这种变化可能是所谓“第四代战争”的一部分,即由非常规(非国家)部队主导的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的战争。这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战争,拼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理,其主要武器之一便是制造某种形式的恐怖。

这种战争以平民为目标,施以大规模暴行、有系统的性暴力,以及各种屠杀和残害。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平民在战争中伤亡的比例在持续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儿童兵已成为一个关键的“叛乱演化形式”(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反叛乱专家托马斯·哈默姆斯语)。从英国到叙利亚,世界各地都有儿童遭到剥削、利用和虐待。

但并不是所有的儿童兵都以同样的方式应对新生活。目睹的暴行对某些儿童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严重影响,使他们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然而,正如埃尔伯特和肖尔发现的那样,对另一些儿童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对于这部分儿童兵来说,如何看待和体会其被迫犯下或目睹的暴力行为,是一个逐渐发生转变的过程。一开始,他们会觉得暴力很可怕,与法瑞·库什曼团队的发现一致,他们会觉得暴力行为非常令人痛苦。例如,科里(化名)是一名年轻女孩,13岁时在乌干达被约瑟夫·科尼率领的“圣灵抵抗军”武装组织绑架,指挥官命令她用棍子打死她的朋友。

我知道自己不想这样做。多莉丝趴在我们旁边的地上。我们站起来,举起了棍子。棍子和我的手掌一样厚,和我的手臂一样长。我们开始打她,棍子落在她的臀部、肩膀和后背上。我听到她大声哭喊着救命,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我感到很无助。接着多莉丝大喊我的名字,她喊道:“你要把我打死了,我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现在你却要杀了我。”我尽可能放慢手上的动作,回答她:“我也不想这样,我是被迫的。如果我能决定的话,我希望自己不这么做。”之后,多莉丝不说话了,也不再哭了。

然而,由于反复接触暴力体验,施暴不仅成了一种正常与可接受的行为,还可能变得具有吸引力。暴力可以使人兴奋,这种机制正是托马斯·埃尔伯特及其同事在欲求性暴力研究中力求理解的东西。

加入武装组织的儿童茫然、脆弱、缺乏经验,这些都为暴力向兴奋形式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机遇之窗”。与成人相比,儿童的眼界更狭窄,评估风险的能力更差,接触社会规范和道德行为标准的机会也更少。他们的思想可塑,可以轻易被摧毁、再造和重建,以骇人的方式被重新校准。因此,正如埃尔伯特和同事们在乌干达北部采访前儿童兵时了解到的,他们可能会转变成“可怕的杀手”。

渥太华大学的理查德·麦克卢尔(Richard MacLure)和米里亚姆·德诺夫(Myriam Denov)在对塞拉利昂前战斗人员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儿童被改造成“战士”,犯下了“难以言喻的暴行”。埃尔伯特的理论认为,要么是儿童兵身处残酷的环境中,导致原有的抑制杀人的机制被打破了,要么是某些儿童根本没有习得这种抑制机制,尤其是在武装组织中长大的儿童。

或许这不难猜想。它的确令人惊恐,我们不希望如此,但可以想见这种结果。毕竟,儿童是那么脆弱和孤立,很容易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乍得军队的一名高级军官说:“儿童兵是理想的人选……你叫他们杀人,他们就杀人。”

在对儿童兵的研究调查中,更惊人的发现在于,那些更“残忍”的人,那些拥抱暴力和杀戮的人,并没有那么强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即便他们曾参与或目睹过极端的暴力、恐怖和死亡。从西尼罗到南苏丹,从斯里兰卡到刚果,再到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儿童兵在各个战区的表现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发现。这些孩子的行事方式与常人迥异:

……杀了人之后,他们坐在一起,像讲冒险经历一样谈论他们的杀戮故事,生动还原受害者的痛苦。

他们嘲弄受害者,甚至放声大笑。

操控儿童兵的长官们不鼓励青少年和儿童之间建立太亲密的友谊。他们一直担心儿童兵会逃跑。因此,一旦有儿童兵企图逃跑或背叛,其他儿童也会面临可怕的集体惩罚。

正如苏赞·桑和乔普·德容在对布隆迪的研究中发现的:

叛军指挥官构建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友谊被禁止,结果成为一种潜在的压力源,所以这些儿童兵学会了保持安静,学会了“独来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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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境之兽》(2015)剧照。

杀人给他们提供了心理复原力

托马斯·埃尔伯特(Thomas Elbert)是康斯坦茨大学心理学系的临床神经心理学教授。他有过在世界上许多最具煽动性和危险性的冲突地区实地工作的经验,虽然埃尔伯特调查了大量暴行,但他拥有一种极富感染力的积极性格,还有一种用生动措辞概括复杂概念的天赋。

“好吧,如果要了解儿童兵的情况,你就必须了解其中一些人的功能,”他说,“他们是专业杀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就是那样长大的,或者说就是那样被培养出来的。如果哪天我们过得不顺心,我们会怎么放松自己呢?我们回到家,骂同事或法庭对手几句,然后再喝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对这些武装组织里的孩子来说也一样,他们出去杀人也是同样的心情。”

“你想啊,他们知道丛林里的民兵和叛军的生活很可怕。随时可能受伤,被杀。他们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缺乏药品。那种生活糟糕透了。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而当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时,他们就开始寻找麻醉品。不过,他们的麻醉品既不是葡萄酒,也不是啤酒,而是一种“战斗快感”。他们的战斗瘾上来了。他们冲出丛林,参加战斗,杀戮他人。直到那种挫败感逐渐消退,然后再一次产生。”

“那些儿童吗?”我说。

埃尔伯特停顿了一下。“是的,你可能会在影视片中看到他们,觉得他们还是孩子。他们的确是,但现在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了。”

埃尔伯特曾在慕尼黑学习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于1978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是德国科学院院士,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他对人类大脑的研究涵盖了耳鸣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人耳幻听现象)和战区心理健康研究,后者是他近几年研究的重点。

埃尔伯特的研究地点列表看起来像一幅世界地图,上面全是世界上发生最残酷冲突的地方:阿富汗、斯里兰卡、卢旺达、刚果、乌干达、索马里。他和研究团队采访过哥伦比亚的叛乱分子、卢旺达种族灭绝的行凶者、乌干达的儿童兵,以及为了进行历史参照,还采访过德国的二战老兵。他们同2000多名参加过战斗的人进行了交谈,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对一些武装组织的儿童兵而言,暴力就像海洛因一样。他们通过暴力和杀戮来减轻内心的挫败和压力。有时,你会听到他们谈论自己的行为,谈论自己做过的事,以及他们所造成的流血和伤害。除非我们承认并理解这种上瘾,否则我们无法与之对抗。这些儿童仍然会渴望暴力。”

你看,在涉及生存时,人类这种动物是多么足智多谋啊!我们在这些儿童兵身上也发现了这种特质:这样说很奇怪,但他们的行为具有适应特征。他们在战场上杀人,不错,杀人有害,杀人可怕,但在战场上,杀人能帮助他们生存。”

“生存?”我说,“怎么生存?”

“杀人给他们打了防疫针。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杀人给他们提供了心理复原力。”

可怕的是儿童对某个武装组织产生依恋

尼姆·托特纳姆(Nim Tottenham)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是该校发展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的负责人。关于早期生活经历,尤其是创伤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该实验室有过突破性研究。尤其是托特纳姆的团队,他们从神经生物学角度研究了压力源的潜在影响,即遭受创伤时大脑结构如何发生变化。他们研究的关键是依恋问题。

“人类不像海龟,”托特纳姆解释,她说话沉着而清晰,“海龟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也从没想过要见它们。”

“那人类就应该与父母建立联系吗?”我问。

“需要明白的是,人类儿童的大脑并不只是一个小号的成人大脑。神经生物学表明,一种特殊的进化适应使婴儿在发育过程中的生存机会最大化,而这一适应极大地依赖于我们这个物种应有的照护。”

因此,那些战乱中的国家是成千上万流离失所、孤苦无依的儿童聚集的场所,也是为该国的未来制造潜在火药桶的地方。在我们谈话时,我注意到托特纳姆穿着一件干净利落的白衬衫。她看起来聪慧无比,还有一头靓丽的黑发。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她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开创性工作为她赢得了美国心理学协会颁发的“早期职业杰出贡献奖”。

“我们对创伤的了解在于,”托特纳姆说,“创伤可以通过基因组遗传,这一结论是我们通过累积的证据得出的。因此,儿童兵所受到的损害不仅限于他们自身,还将影响到他们的后代,以及国家的未来。”托特纳姆的团队详细研究了在孤儿院等机构性环境中,缺乏父母的适当接触和照顾是如何给孩子造成创伤的,即便在表面上看起来“良好”的机构中也是如此。失去父母会导致大脑结构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进而会影响行为。

“那些在武装团体中长大或在其中待了很长时间的儿童呢?”我问。

“想一想依恋问题,”托特纳姆说,“人类的神经生物学架构是为了满足人类动物成长的需要,依恋至关重要。如果儿童对某个武装组织产生了依恋,那么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儿童会对多数人认为是非常危险的活动发展出趋同行为。”

“比如严重的暴力行为?”

“是的,他们不会表现出厌恶或逃避,而是会直接走向暴力。依恋是如此重要,无论父母的角色有多不正常。所以你会发现,即便有些儿童已摆脱了父母的虐待,他们仍会因为这种脱离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

从这个意义上说,摆脱施虐的父母不仅不是解脱,反而是一种痛苦。

“看起来,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有所依恋。”托特纳姆说。“那如果是在武装团体中呢?如果是在暴力环境中呢?”

“我这么说吧,为了当下的生存,人类大脑能进行敏锐的调协。尽管这样说来耸人听闻,但从神经生物学角度来看,那些招募儿童加入武装组织的做法恰恰是符合科学的。”

“为什么?”我问。

托特纳姆接着说:“人脑的神经可塑性大约在10岁时达到顶峰,神经可塑性意味着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对大脑功能进行有效塑造。10岁后,大脑的这种机能会被锁定,很难再发生改变。不是不可能,但很难。”

我向托特纳姆解释了我所进行的难民研究。

“从神经解剖学角度来看,你说的这些武装团体首领,他们选择招募儿童是相当明智的。”

“怎么个明智法?”我问。

“如果他们想制造杀人机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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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杀戮是为了应对最初的罪恶感

当今世界的冲突,大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高度自动化的虚拟战争,发生在数百或数千英里外的电脑屏幕上。恰恰相反,今天的大多数战争都很个人化,是一对一的。杀戮通常是用刀具亲手完成,这种杀戮既血腥又残忍,既疯狂又具毁灭性,是站在脸朝下趴在村庄街道上的人身边,朝他们的后脑勺开枪。这种杀戮所涉及的行为,在研究中被证实是我们极度厌恶的,但它仍在发生。此时此刻,世界各地的冲突此起彼伏,为什么会这样?

在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作“目标相似性”。它能阻碍杀戮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一开始会这样。“目标相似性”表明杀戮是有代价的。从外在的角度看,代价显而易见:受害者将遭受不利后果。但是,从内在的角度看,杀戮也会给施害者带来后果,影响自我意识,影响我们对自身及自我能力的理解。

当施害者与受害者(“目标”)之间有一种可感知到的相似性时,这一点尤其成立。临床研究表明,士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与罪恶感和羞愧感密切相关,这与许多其他类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所不同。正如一位治疗越南战争老兵创伤问题的心理学家所说:“你意识到自己做了无法想象的事,你的一部分自我也被炸掉了。”这时候就该虫子登场了。

或更准确地说是潮虫(也叫木虱),或再精确一些:潮虫和灭虫机。这项研究很巧妙,很可怕,且相当恶心。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见解。

关于什么的见解?关于我们为何不愿伤害他人,以及伤害他人的行为会给自己(自我认知)带来损害的见解。灭虫机是由咖啡研磨机改造而成的一款死亡机器:一根铜管被安装在咖啡研磨机的一侧,为上方的白色漏斗提供滑道,一直延伸到机器的研磨刀片处。至少这是实验参与者被告知的信息。

事实上,研磨机设有精心隐藏的塞子,以防虫子被真正杀死。而且研磨机中还预先塞填了一些碎纸屑,以模拟虫子被研磨的可怕过程。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没有一只虫子在实验中受到伤害。虫子被装在无盖的透明塑料杯中递给志愿者,因此,在被消灭前,志愿者得以观察这些约1.3厘米长的虫子。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仔细计算了20秒钟内被杀死的虫子的数量,或志愿者们认为自己杀死的虫子的数量(这些虫子实际上掉入了一个隐藏的密封容器中)。依照要求,志愿者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9个标准化量度,即从“(1)完全不相似”到“(9)极其相似”。问题是这样的:

你认为自己与小昆虫有多相似/不同?请评价。

这里,我必须要提及一个次要信息:令人惊讶的是,潮虫并不是昆虫。实际上,潮虫与蝴蝶、红蝴蝶或其他飞虫不一样,它属于甲壳类动物。潮虫的外骨骼坚硬,与虾蟹类动物的亲缘关系更密切。不过就实验有效性而言,无论是甲壳类动物还是昆虫,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将自己与它们联想在一起的程度有高低之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认为其中一种比另一种更恐怖。

测试情境分两种。一种是“首杀”,作为演练,被试被引导着用灭虫机“研磨”一只虫子,以熟悉这套过程。另一种是“不杀”,即没有任何演练。现在,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了。

情境一,在没有首杀和试杀操作的情况下,当被试按要求在20秒内尽可能地杀死虫子时,根据被试对虫子的认同程度不同,其杀死的虫子数量也存在巨大差异。被试对虫子的认同程度越高,杀死的虫子数量就越少。这是一种意料之中的结果。

情境二,在有首杀引导的情况下,被试被诱导去摸索杀死虫子的感觉,某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出现了。那些对虫子有高度认同感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对虫子的杀戮,反而还出现了某种新情况:杀死昆虫的数量增加了。虽然增量不大,却相当明显。

被试越是认同自己与昆虫之间的相似性,他们杀死的昆虫就越多。这一发现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中非共和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暴行。

概而言之,那些之前对送进灭虫机的小生物有更强烈认同感的人,现在倾向于杀死更多这样的生物。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各种汇集在一起的证据往往表明,我们多数人并不是天生具有伤害或杀害他人的动机,那不是我们的“天性”或预设状态。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一观点的佐证便是:随着对虫子认同度的增加,研究志愿者杀死虫子的数量随之减少。不过……我们怎么看待“首杀”情境?初次观察到这一现象似乎令人困惑。等了解到发挥作用的机制后,我们就不再困惑了。

一旦杀戮开始,它就会对人们的自我认知造成“威胁”,这属于杀戮的内在代价。而自相矛盾的是,应对这种威胁的其中一种方法便是继续杀戮。这就是那些在虫子身上看到某种自我的参与者最后会杀死更多虫子的原因。杀戮之所以继续下去,就是为了应对或掩盖最初的罪恶感和破坏感,掩盖因认识到自己做了“无法想象”之事的震惊。你的一部分自我被“炸掉”了。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败俱伤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人们开始杀害身边的人,自己的邻居……

基因没有为我们设定一个“暴力的大脑”

2015年夏天,联合国秘书长在给安理会的报告中称,2014年是有史以来战区儿童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年。儿童绑架事件呈增长趋势,极端暴力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儿童不是士兵”的主题运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巨大的挑战。

加多难民营距离中非共和国边境只有20英里,进入难民营时,你首先注意到的是那里挤满了孩子(60%的难民是婴幼儿或青少年)。医护人员告诉我,儿童有时会被截肢,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预防疾病的早期治疗。但有时,正如联合国报道的那样,儿童被截肢也可能由于战争行为。

我花了一些时间和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交谈,或更确切地说是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渴望回家,但又害怕回家,因为在他们身后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流血冲突仍在继续。他们痛苦地诉说着,同时又为自己的家乡感到无比自豪。在此期间,那里发生了更多流血冲突,森林也遭到掠夺和破坏。

我们必须认识到,侵略是一种适应,是生存行为的一部分。动物的侵略行为由来已久,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也可能就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但并非唯一的部分。它甚至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是存在而已。它无法定义我们,也不能决定我们。它与我们的文化共同进化,与我们的规则、约束和同情心共同进化。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托马斯·埃尔伯特等人不断探索创新和富于想象力的方法,以对抗战争带来的快感和成瘾,及其对后冲突社会和生活的渗透。他们的工作对后冲突社会和过渡司法影响巨大,这种侵略发生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的目的是消除侵略,但首先,让我们了解它的真实面貌。

或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对的:基因并没有为我们设定一个“暴力的大脑”。但是,人对人的暴力仍然危害着我们的生活和社区,充斥着我们的新闻节目和报纸。那些使我们倾向于杀戮、倾向于克服对伤害他人的厌恶的心理机制,使我们将昆虫大量投入世界各地的灭虫机的心理机制,正与我们内心的其他本能和冲动交战着。

如果我们身体里住着一个侵略者,那么它并不能随心所欲。在几乎任何时候、对几乎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具备侵略的能力无疑有利于生存:保护年幼的后代,抵御可能致命的攻击。但是,我们有能力表现出攻击行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本质上就是攻击性的。我们还有其他品质,我们有同情心,我们有奉献精神。

我也听其他人说起过一些孩子,他们决意与那些屠杀和行凶的人为敌,对暴力并无欲望,这意味着他所目睹的暴行很可能给他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和创伤。他不愿意发展出那种心理复原力,他没有像鱼一样睁着眼睛却睡过去,他选择看清事情的真相。他试图拯救别人,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原作者 | [英]德克斯特·迪亚斯

摘编 | 申婵

编辑 | 申婵

导语校对 |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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