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标题类话题】谢邀。标题的标准，根本上不在于——醒目与否；标准至少可以归于两大类别，一是新闻类标题的标准，要有准确、鲜明、生动的事实的提炼，听一位大领导说过：“对两个新闻题印象深：一个标题《赫鲁晓夫死了》，一个标题《里根被刺》。”我的一个同事，起过一个新闻标题：《一个对文化生活有意见的工商个体从业人员表示：“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一是文学类标题的标准，有长标题，有短标题，短到一篇特写、一本书名，可以是一个字，如，黄宗英的《星》和《橘》⋯⋯
2020年9月28日，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进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地宫今天，2020年9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安葬一事，最多的还是互联网上的新闻标题，例如：《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安葬》；然而，以上，所有新闻标题，都使人联想到，那个著名的文学标题——《谁是最可爱的人》。这就是，新闻标题和文学标题的示范呈现。于是，在这标题的标准之下，我想到，我曾拟定的相关标题——原作载于田霑霖著《慕燕集》陕新出批（1996）第127号。标题为辑注者据纪海龄烈士语所拟——即：[穿军装前后]。
吉北联中回忆录文选（教学实验语录）
李又然与毕业生：《“倾听人民的声音就是接受最高命令”》【英烈传】
田霑霖：《“如果以后，能见到老校长和老同学”——追忆学长战友纪海龄》
春天，正是邻邦朝鲜金达莱盛开的季节。我久久地伫立在一座新墓前，凝望着墓牌上的名字，义愤填膺，泪如泉涌⋯⋯这情景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如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这墓中长眠的与我一起投笔从戎、共同转战南北的同窗战友——纪海龄烈士。
1928年，纪海龄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县。1947年，我们同在吉北联中读书，他在高二，我在初三。这年秋天，学校掀起参军的热潮，我们同时入伍，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89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422团)宣传队当宣传员。
海龄性格内向，不善言词，却有一副火热的心肠。早在吉北联中读书的时候，他就非常关心爱护小同学，我们在学习中碰到什么问题都爱找他请教。一次期中考试前，他帮我们几个小同学分析考试形势，猜想考题的范围，差不多都让他猜中了，这就更增强了我们对他的信赖。他还喜爱音乐，识谱能力很强，拉得一手好京胡，小提琴也拉得不错，这样，尽管他不是一个活跃人物，一到宣传队还是了文艺活动的骨干。
南下工作团到达汉口记得，我入伍后的第一次行军，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出发的时候，我劲头十足，还在队前表过争当“小铁腿”的决心，可是走着走着，就有点走不动了，接着我的背包、米袋子，一件一件都被老同志抢了去，我还是难以跟上队伍，这时队伍里忽然响起一阵歌声：
“⋯⋯婴儿需要母亲抚养，
我们信仰人民的力量，
我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进工厂，下乡，上前方，
好像黎明破晓，万道霞光。”
这不是由吉北联中老校长李又然作词，被作为校歌的《民主青年歌·吉北联中校歌》吗？原来，同我一起编入这个宣传队的吉北联中同学，共有三十几个人，现在领头唱这支歌的正是纪海龄。这歌声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耳边响起了老校长“好人好马上前方”的召唤，眼前浮现出同们争相报名参军的热烈场面⋯⋯我的脚步也觉得轻快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海龄问我：“怎么样？走得动吗？”我说：“还行，唱起歌来我就有劲了。”接着他带领我们把在学校里学唱的革命歌曲唱了个遍，越唱越有劲。说也怪，这歌声给予我的力量竟是那么大，它使我忘记了风雪，忘记了疲劳，走了120里路没有掉一步队，到达宿营地后，指导员在队前表扬的头一个人就是我。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海龄平时不吭不响，也很少听到他哼唱歌曲，但是每当行艰苦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主动带领大家唱歌。有时还讲一些民间故事、笑话给大家鼓劲。这是什么原因呢？直到1948年冬季部队进关以后，他成为我们这批学生兵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才使我找到答案。
我们从吉北联中参军的时候，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不少同学是凭着对革命的一知半解，随大流而涌入的。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而海龄却不同，他参军的时候挎包里就装着一本艾思奇著《大众哲学》。他说：“这书中阐述的是马克思真理，我是为了跟共产党追求真理而来参军的。”他爱学习，善于思考，接受新事物快，知识面很宽，在我们这些小同学的眼里简直是一位无所不晓的“圣人”，因此我们一起送给他一个“思想家”的绰号。我们有什么问题都爱找他请教，他也十分乐意地帮助大家。
李又然词、何士德曲：《民主青年歌——吉北联中校歌》那时的宣传队，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文艺团体，但是，为了鼓舞部队士气，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需要经常编演各种文艺节目的。有的同志从来没演过戏、唱过歌，在宣传队工作不安心，海龄便对大家说：“革命家从来不是天生的，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必须学习革命的本领，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家。”本来，他也没有演过戏，但是他认为现在演戏唱歌就是革命的需要，所以必须努力学会它。他亲自编小戏并按照古诗词的韵律写快板，教大家识简谱，还为一个自编的歌剧谱了曲。在他的带动下，很快地掀起了一个学业务、钻业务的热潮，把宣传队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48年辽沈战役中，我们宣传队除了做战场鼓动工作，还参加一些救护伤员和掩埋烈士的战勤工作。一次，海龄带领我们几个宣传员负责掩埋三十几位烈士，当时正是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气氛阴森可怖。我心里十分害怕，不敢靠近烈士遗体一步，而海龄却干得非常认真，他把烈士的上衣解开，一个一个仔细地登记好名字(战前统一规定在上衣内侧填好自己的姓名)，并尽可能地为他们整理遗容，使他们显得更加英烈。他对我说：“这些烈士都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如果真能化作厉鬼，他们也必定去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决不会伤害我们。”在他的鼓励下，我的胆子也大了，和大家一起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掩埋烈士的任务。
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肃穆迎接烈士遗骸棺椁进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辽沈战役后，在挺进关内的一次行军途中，海龄问我会不会唱《国际歌》，我说不会，他说：“《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斗的歌曲，作为一个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战士，是不能不唱它的。”于是，他便教我和大家一起唱《国际歌》。本来，有不少东北土生土长的同志，对要远离家乡挺进关内还点想不通。现在唱起《国际歌》，使我们不仅看到了全国的解放，更放眼看到了全人类的解放，心胸顿时开阔了。进关以后，在一次全队大会上，指导员宣布党支部决定接收纪海龄同志为中共候补党员。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以海龄为榜样，为了革命的需要，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情，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
1949年4月，我们部队为了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开始南下行军。这时，我们已经是经过近两年战争锻炼的老兵，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面向祖国南方未解放的土地，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再也没有背井离乡的惆怅情绪了。此时的海龄已被选调到团政治处组织股任干事，由于团宣传队隶属于政治处，我们行军作战还是在一起。我们都知道海龄的历史知识丰富，每经过一处名胜古迹都把他拉到宣传队的队伍中来，听他讲这些地方的历史掌故。海龄现在有了“官衔”，我们都尊敬地称呼他“纪干事”，但他却从来不摆架子，有了空还是经常到宣传队来，和小同志谈心并帮助队里做一些工作。
当年的六、七月，我们参加湖北宜(昌)当(阳)战役，连续行军作战13昼夜，有的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有的同志却因初到南方不服水土，被疾病夺去生命。恰在此时领导上派海龄到宣传队协助队里组织战勤工作，他便借此机会给大家讲南方的地理和水土特点，介绍各种卫生防病知识，和大家—道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次战役中，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一次碰到敌机轰炸扫射，我正同海龄在一起，他一把将我推向隐蔽处，而他自己的挎包却被敌机扫射的子弹打穿一个洞，事后他从挎包中拿山那本《大众哲学》，见他完好无损便笑着说：“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马克思是不会让我去报到的。”海龄舍身忘我的阶级友爱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参军后我听过许多英雄的故事，现在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不正是我由衷爱戴和崇拜的英雄吗？！
宜当战役以后，为追歼残敌，我们部队曾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参加过解放重庆的战斗，回师湖南执行剿匪任务一年多。在湘西剿匪期间，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任干事，我和海龄虽然不在一个股，他对我却十分关心。由于我初到机关，对很多事情都一窍不通，海龄便手把手地教我，帮我出主意、改稿子，还带着我一起下连队搞调查研究，使我很快熟悉了机关工作。前几年上映的影片《湘西剿匪记》所描写的故事原型，就是我们这支部队经历的战斗生活。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951年4月，我和海龄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为粉碎美国侵略者发动的“秋季攻势”，我们部队在朝鲜西部临津江一线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考验。早在入朝之初的战斗动员中，海龄就以讲“唇亡齿寒”的故事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战斗开始后，他又积极要求参加火线工作组到第一线去了解情况，及时总结和传播战时党支部工作经验。从国庆节开始，五连在天德山守备战中打了4天，歼敌800余人，战后这个连队被光荣命名为“天德山英雄连”，《人民日报》曾以“天德山上四昼夜”为题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做过报道。由于海龄对战斗经过的情况十分熟悉，参加这篇重要报道写作的人员就有他一个。
吉北联中学生胡昭第一本诗集是写赴朝的——战地诗集：《光荣的星云》1953年的春天，我被调到组织股当青年干事，同海龄住在一个防炮洞里。在一次战斗中，六连指导员身负重伤，还没有抬到团卫生队便停止了呼吸。领导命令海龄去处理安葬事宜，我因十分敬佩这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也主动要求参加这项工作。使我记得极真切的是，为了给烈士做一块墓牌，海龄找来一块木板，用斧子细心也砍削，最后他嫌木板太宽便将其一劈两半，用一半写上烈士的名字，而拿着另一半对我说：“既然是干革命，就不能怕牺牲。假如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就把这一半立在我的墓前吧。”我说：“现在美国侵略者不论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还是在前线的战斗中都占不了什么便宜，我们大风大浪都闯过了，也一定会重跨鸭绿江一起回到祖国的。”
过了三天，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漫山遍野的金达莱开得分外娇艳。由于防炮洞里比较潮湿，除了睡觉，白天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洞外活动。那天上午，海龄同往常一样把文件箱搬到洞外当作办公桌，伏在上面写材料，忽然，有几架敌机飞临上空，向我们俯冲下来。大家赶紧疏散躲进防炮洞，而海龄却因保护文件箱来不及隐蔽，在敌机的轰炸中倒下。他的伤势很重，我们把所有的急救包都用上了，还是无法止血，他的鲜血染红了大片土地，连那盛开的金达莱也溅上了他的血迹。我怕他就这样急匆匆地走了，赶紧问他有什么话要告诉家里，他却没有提家里，只是平静地说：“如果以后，能见到老校长和老同学，就请告诉他们，我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和期望。”就在我们把他向卫生队转送的途中，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忽然觉得戳在防炮洞角落里那半块木板是那么刺眼；想到海龄前几天的几句戏言，竟成了遗嘱！遵照海龄的遗愿，团首长让我在他亲手制成的墓牌上写上他的名字。我的手在颤抖，心也在颤抖！当我终于在墓牌上写出“纪海龄烈士之墓”几个字的时候，深深地意识到一个伟大的战士，已经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在烈士墓前举行的追悼会上，团首长让我指挥大家唱《国际歌》，这支歌早就是海龄教我唱的。歌声中我似乎看到他在微笑，又似乎看到在沉思，看到他依然活生生地同我们一起战斗在抗美援朝战场第一线上。啊，我明白了，这样的战士是不会死的。
海龄同志安息吧，我很快就会将这一壮举告诉老校长和老同学的！
